迟早有一天亚新T+0配资，我们会像德国人一样消费，像美国人一样投资。
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偏好的有效选择，它是经济增长的底层基石。
大概是三年前，《晚点》发布了一篇采访经济学家辜朝明的文章，当时辜朝明说，“人人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一部分国人已经过得比美国人更好，但若要让14亿人都过上这样的生活，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今后10年至关重要。”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够过上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呢？
辜朝明当时给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就是经济增长，宏观上就是GDP得超过前一年，微观上就是必须有人花的比挣得多。借助信贷，一个人、一个企业的支出就有机会超过收入，所以借贷是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接下来的问题又出现了，人们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举债？这背后有两个积极因素，第一是企业主知道当前利润规模受限于产能；第二是有好的商业模式或产品创新，好到每个人都想要。
基于这两种假设，企业家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借款，花得更多，但也赚的更多，进而经济就会增长。
而这，其实就是宏观经济的真正解药。
辜朝明其实非常具体的说了两个解药，第一就是消费带来的增长，第二就是借贷投资带来的增长，而当下来看，哪怕是在三年后的今天，消费和投资仍然是今天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抓手。
在过去，宏观经济学习的大部分地方都来自于生产领域。比如如何制造一辆优质的汽车，从桑塔纳起步，再到今天的新能源汽车，我国早已经构建了非常完整的汽车生产链，不仅如此，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还已经超过了欧美。
而在汽车之外的领域亚新T+0配资，我们从彩电冰箱起步，购买日本欧美的生产线，发展到今天，全球家电领域的著名品牌早已经是我国产的，而原来的索尼东芝则几乎都消失不见。
这些进步非常值得我们骄傲，而从全球来看，其实也没有几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聚焦于生产端的显著发展。
但生产端的繁荣发展，和消费端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尽管我们热衷于生产，但似乎并不“热衷”于消费。从宏观数据看，新冠病毒前的2018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而同期美国的数字是67.5%，欧盟日本都是53%，而与之相反的是储蓄，当时我国居民储蓄和GDP占比都超过20%，而美国仅仅是10%，日本欧盟则只有7%左右。
到现在，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39.9%，仍然没有超过40%；而美国已经上涨到了67.9%。
从消费端的数据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第一是消费不够多，第二就是过量的居民储蓄，也削弱了企业愿意投资借贷的意愿。
最终我们发现，辜朝明所说的消费和投资，在今天来看，都存在着一些挑战。
过去，我国经济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低消费而高储蓄，依赖于自身积累而完成工业化，这其实就是我国经济奇迹的“公开秘密”，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与此同时，当这个工业化积累到一定阶段以后，我们也知道它的边际效益是在递减的，例如基建、例如房地产和一些产能的过多；又因为边际效益递减，如果我们还继续维持低消费和高储蓄的话，那么就很难继续维持过去那么高的增长，这就是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
所以，消费这个时候成了最应该要被拉动的第一个目标，因为只有消费起来了，企业才会有更多意愿去借贷投资，达成第二个目标。
消费虽然不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动力亚新T+0配资，但却能够在两个方面有助于经济的平衡和发展。
首先，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个人偏好的有效选择。市场经济需要消费来引领投资和生产。例如，今天我不想在家做饭，而是去餐厅吃饭消费，原因是因为餐厅做的菜好吃，家里面复制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餐厅消费与否，背后关系到老板是否要去改进做菜技术，完善餐厅环境，提高卫生标准。
但反过来，如果今天年轻人都天天上班996，周末没有休息日，那么就算工资再高，也没有时间去餐厅吃饭，那么对餐厅这个行业来说，就没有提高质量扩大生产的激励，对经济增长也就没有正反馈。
而我国目前的消费占比低，主要原因还是其中的服务业消费低。例如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在26%，而美国为55%，因此宏观经济要想实现内循环再平衡，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而服务业的发展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是否依赖市场规则以及是否有效保护到了劳动者的权益，让高强度的工作时间降下来，回到八小时工作制上去，这就是服务业能否有效发展的根源。
另外，消费的增加对普通人来说，实际上也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高科技行业的高溢价可以通过不同的产业链扩散出去，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环境。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以德国为例，德国其中最发达的产业就是汽车，主要利润来源地就是我国市场。如果德国从我国赚到的钱只停留在几大德系车内部的话，那么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相当严重，毕竟德国理发师和出租车司机的技术并不比我国同行高，所以这些德国人凭什么拿高工资呢？
所以，德国的做法就是一方面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提高市场劳动者的最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发达的服务业，让德系车企的员工去理发、去度假、去餐厅，让普通劳动者获得了收入，减少了分化，德国整体也获得了德系车技术溢价的好处。
同样的逻辑，其实也可以套用到我们身上。
当消费开始真正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从高收入群体传导到中收入群体，最终传导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普通人开始受益，消费开始增加的时候，企业一定会最先看到变化，并最终通过借贷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规模化效应，达到双赢的结果。
以美国为例，最近二十年，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颠覆性的高科技都发生在美国，这些高科技的出现，无一例外不是科技投资的结果。
而我们，节衣缩食低消费高储蓄带来的投资，反而被弱化了，或者没有遵循着最古老的利益最大化原则。
消费和投资，本就互为因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过去房地产裹挟着居民财富一路狂奔至最高点，现在随着地产价格的回落，财富开始缩水，相应的消费也开始降级。
但只要发展到位，合理运用科技创新和刺激消费，未来的我们，也可以像德国人那样消费，像美国人那样投资。
目前股市已经重新被寄予厚望，投资的窗口也已经开始打开，而刺激消费的各种补贴也层出不穷，留给我们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只剩时间问题。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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